蓝亦忱接过纸巾，擦了擦下巴，又擦了擦胸口那个桃汁印出来的痕迹。印迹擦不掉，它已经渗进了白色的棉质面料里，变成了一个浅浅的、淡黄色的、边缘模糊的圆。他低头看着那个圆，笑了一下，把纸巾团成一团，扔进了院子角落的垃圾桶里。

“外公呢？”沈砚洲问。

“在屋里，看电视。”

沈砚洲点了点头，走进屋。蓝亦忱跟在他后面，手里还拿着那个咬了一口的桃子。桃子的切口在空气中慢慢氧化，从浅黄色变成了深黄色，从深黄色变成了浅褐色，汁水在切口的表面凝成了一层薄薄的、亮晶晶的膜，像一层透明的、正在慢慢变硬的糖壳。他把它吃完了，把桃核扔进垃圾桶，用纸巾擦了手，然后走进客厅。

老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和昨天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姿势，一样的频道——中央三套，唱歌的节目，有人在唱一首很老的歌，声音沙哑的，和老人的声音有点像。沈砚洲坐在老人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桃子，正在用水果刀削皮。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刀锋贴着果皮的内侧，从顶部到底部，一条一条地削，削下来的皮是连续的，很长很长，垂下来，在空气中轻轻晃着，像一条绿色的、细细的、正在跳舞的蛇。

老人偏过头看着沈砚洲削桃子，看了一会儿，又把目光移回到电视上。

沈砚洲削好了，把桃子切成小块，装在碗里，插上牙签，放在老人面前。老人没有吃，他还在看电视，看那个沙哑的声音唱歌，唱完了，下一个歌手上来，年轻的，声音很亮，很高，像一把被擦亮了的银勺子，敲在玻璃杯上，发出清脆的、好听的声音。老人听着这个声音，手慢慢伸到碗里，拿起牙签，扎了一块桃子，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他的嘴角开始弯，弯到能看到那颗缺了的牙齿，弯到他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弯到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弯到沈砚洲看着他，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弯了起来。

蓝亦忱靠在门框上，看着他们。沈砚洲坐在老人旁边，老人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近，近到沈砚洲的手臂几乎要碰到老人的肩膀。电视的光在他们脸上交替着亮和暗，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一会儿黄，一会儿紫，和之前每一天一样的画面，一样的光，一样的颜色。但今天蓝亦忱觉得这个画面不一样了，不是画面变了，是他看画面的角度变了。以前他站在门口，看的是沈砚洲和老人——沈砚洲在照顾老人，老人在被沈砚洲照顾，他们是祖孙，他们是彼此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今天他站在门口，看的不是沈砚洲和老人了，他看的是一个画面。一个他很想记住的画面，一个他以后可能会在很多很多个夜晚、在很多很多个睡不着的时候、在很多很多个想沈砚洲想得心里发疼的时候，会从记忆里调出来看、看很多很多遍、看到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看到每一个细节都刻进了他的骨头里、看到每一个细节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的画面。他要把这个画面里的所有东西都记住——老人手里那根牙签上还沾着一点桃汁，在灯光下反着光；沈砚洲左脚的鞋带松了，垂在脚踝旁边，鞋带的头是透明的塑料封套，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电视里那个年轻的歌手唱到高音的时候头会往后仰，喉结很突出，上下滚动着；窗外有蝉在叫，很响，很长，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喊谁来救它，又像是在庆祝夏天的到来，又像是什么都没在喊，只是在叫，因为它活着，活着就要叫，叫到死的那一天。

蓝亦忱靠在门框上，把这些细节一个一个地收进眼睛里，存进脑子里，存进那个叫“沈砚洲”的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现在已经很大了，从三月十七号到今天，六月二十一号，三个月，三个季节，一个文件夹。里面有沈砚洲在厨房里炒菜的画面，在车里开车的画面，在走廊上走路的画面，在天台上看操场的画面，在病床边握着外公的手的画面，在地板上睡觉的画面，在沙发上握着蓝亦忱的手的画面，在楼梯间的窗户前看着谷雨便利贴的画面，在丁香路12号的厨房里把嘴唇贴在蓝亦忱指节上的画面，在院子里削桃子、把桃子切成小块、装在碗里、插上牙签、放在外公面前的画面。所有的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按时间顺序排列着，从春天到夏天，从三月到六月，从走廊上的那一眼到院子里的这棵石榴树，从“你昨天去做什么了”到“外公，您醒了？”，从一颗漏跳了一拍的心脏到一颗平稳地、匀速地、一下一下地跳动着的心脏。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沈砚洲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那个深蓝色的保温杯，杯盖拧开了，热气从杯口冒出来，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正在慢慢消散的白雾。

“喝点水。”沈砚洲说。

蓝亦忱接过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泡着红枣和枸杞，和三月第一次在食堂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样，甜度一样，温度一样，连杯壁上水珠凝结的位置都一样。他喝了三个月了，从三月喝到六月，从春天喝到夏天，从沈砚洲第一次把保温杯推到他面前的那个中午，喝到了今天，喝到了夏至，喝到了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

“好喝。”蓝亦忱说。

沈砚洲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很小，但蓝亦忱看到了。

院子里传来蝉鸣。

不是一只蝉，是很多只，在石榴树上，在院墙上，在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在丁香路12号的上空，在这个夏至的傍晚，在太阳快要落山、天还没有全黑、光线从橙色变成灰紫色的这个时刻，它们同时开始叫了。声音很大，很响，很长，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比赛，像是在吵架，像是在开一场没有听众的音乐会，像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还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还在这里，在这个夏天，在这个丁香路12号的院子里，在这棵石榴树的枝头，在这个六月的傍晚，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要叫，叫到太阳落下去，叫到天完全黑下来，叫到月亮升起来，叫到明天早上太阳再升起来。

蓝亦忱站在厨房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石榴花在暮色中变成了深红色的、模糊的、像一团一团的火一样的东西。他看着那些火，觉得它们不会灭。即使夏天过去了，即使秋天来了，即使花瓣落了，即使叶子黄了，即使整棵树光秃秃地站在冬天的寒风里，那些火也不会灭。它们会藏在树根里，藏在泥土里，藏在树干的最深处，藏在年轮的中心，藏在每一个细胞里，等到下一个夏天，等到六月的阳光再次照到它们的时候，它们会重新从枝头冒出来，一朵一朵地，火红火红的，和在每一个夏天开过的花一模一样——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味道。

蓝亦忱不知道他和沈砚洲之间会不会也像石榴花一样，每年夏天都开一次，每次开的花都和上一次一模一样。他不希望它们一模一样，他希望它们不一样。他希望今年的花和去年的不一样，明年的花和今年的不一样，每一年的花都比前一年的更红、更大、更香、更美。因为他们是人，不是花。花只能按照基因的指令开，开成它被设定好的样子，开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是一样的。人可以不一样，今年的人可以和去年不一样，明天的人可以和今天不一样，下一秒的人可以和这一秒不一样。因为人会变，会长，会进步，会退步，会做对，会做错，会后悔，会庆幸，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会问自己——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然后他会想起某个人，想起那个人在某一天、某个地方、某个时刻，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件事，露出过的一个表情。然后他会知道——我是因为他变成这样的。

蓝亦忱转过身，沈砚洲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两个碗，碗里装着饭，饭上盖着菜，菜上冒着热气。他看着沈砚洲，觉得这个人就是让他变成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小很小的、不起眼的、容易被忽略的、但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痕迹的事——在食堂里帮他把红烧肉的肥肉挑掉，在车里把草莓牛奶放在他腿上，在走廊上对他说“别怕”，在发情期握着他的手，在厨房里把嘴唇贴在他的指节上。这些事很小，小到沈砚洲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了，但它们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痕迹，那些痕迹一层一层地叠着，叠了三个月，叠出了一个新的他。这个新的他会在石榴树前站很久，会看石榴花看到忘了时间，会帮外公把藤椅从阳光里挪到阴影里，会把桃子咬一口然后看着桃汁在衣服上印出一个浅黄色的圆然后笑出来，会站在厨房的窗前听着蝉鸣想着一些以前不会想的问题——明年的花和今年的花一样吗？明年的他和今年的他一样吗？明年的沈砚洲和今年的沈砚洲一样吗？明年的他和明年的沈砚洲，还在一起吗？

“吃饭了。”沈砚洲说。

蓝亦忱接过碗，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菜放进嘴里。是青菜，清炒的，只放了盐和蒜末，很清淡，但很好吃。他把青菜嚼了嚼咽下去，又夹了一块，又嚼了嚼咽下去。沈砚洲坐在他对面，也吃着饭，也夹着菜，也嚼着咽着。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窗外的蝉在叫，电视里的歌手在唱歌，老人在沙发上睡着了，毯子盖在身上，边角塞进了肩膀和靠背之间的缝隙里，密不透风，像在包裹一件很珍贵的、很容易碎的、需要被小心保护的东西。蓝亦忱看着那个画面，把嘴里的饭咽下去，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嘴，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沈砚洲。

“沈砚洲。”他说。

“嗯。”

“今天夏至。”

“嗯。”

“白天最长的一天。”

沈砚洲放下筷子，看着他。窗外的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很响，很长，像是在喊谁来救它，又像是在庆祝夏天的到来，又像是什么都没在喊，只是在叫，因为它活着，活着就要叫，叫到死的那一天。但蓝亦忱从这蝉鸣中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不是求救，不是庆祝，不是单纯地因为活着所以叫。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一个人在经历了很长很长的冬天、终于等到了春天、又经历了春天、终于等到了夏天、站在夏天的阳光下、眯着眼睛、用手搭着凉棚、看着天空、看着飞机从头顶飞过、拖着一条细细的白线、白线慢慢消散在蓝天里、他放下手、偏过头看着身边的两个人、说出的那两个字里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需要被说出来、不需要被解释、不需要被任何人理解、只需要被他自己感受到的东西。

沈砚洲伸出手，握住了蓝亦忱放在桌面上的手，手指穿进他的指缝之间，掌心贴着他的掌心，温度交换着温度。他的手是热的，比蓝亦忱的热一些，也许是刚吃完饭，也许是夏天的缘故，也许只是因为它是沈砚洲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会比在春天的时候热一些，就像石榴花在夏天的时候会比在春天的时候红一些，就像蝉在夏天的时候会比在春天的时候叫得响一些，就像人的心脏在夏天的时候会比在春天的时候跳得快一些。

蓝亦忱握紧了他的手，闭上了眼睛。

蝉在叫，在石榴树上，在院墙上，在丁香路12号的上空，在这个夏至的傍晚，在太阳快要落山、天还没有全黑、光线从橙色变成灰紫色的这个时刻，它们同时叫着，声音很大，很响，很长，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比赛，像是在吵架，像是在开一场没有听众的音乐会，像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还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还在这里，在这个夏天，在这个丁香路12号的院子里，在这棵石榴树的枝头，在这个六月的傍晚，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要叫，叫到太阳落下去，叫到天完全黑下来，叫到月亮升起来，叫到明天早上太阳再升起来。叫到夏天结束，叫到秋天来临，叫到天气变凉，叫到我们死去。然后我们的尸体从枝头掉下来，落在泥土里，被蚂蚁吃掉，被细菌分解，变成肥料，被石榴树的根吸收，送到树干，送到树枝，送到明年夏天的新叶和花苞里。然后我们会在那些新叶和花苞里重生，从枝头钻出来，趴在石榴树的叶子上，趴在院墙上，趴在丁香路12号的上空，在夏至的傍晚，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重新开始叫。和去年一样响，一样长，一样大声，一样拼命。

蓝亦忱闭着眼睛，听着蝉鸣。沈砚洲的手在他手心里，很热。他握紧那只手，觉得这一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蝉鸣停止，持续到太阳落山，持续到天完全黑下来，持续到月亮升起来，持续到明天早上太阳再升起来，持续到夏天结束，持续到秋天来临，持续到冬天，持续到下一个春天，持续到下一个夏天，持续到明年的夏至。明年的夏至，他还会坐在丁香路12号的餐桌前，面前是沈砚洲做的饭，窗外是石榴树上的蝉鸣，老人坐在沙发上，毯子盖在身上，边角塞进肩膀和靠背之间的缝隙里，密不透风。电视里有人在唱歌，唱的还是那些很老的歌，声音沙哑的，和老人的声音有点像。沈砚洲的手握着他的手，手指在他的指缝之间，掌心的温度比他的高一些。

蓝亦忱睁开眼睛，沈砚洲也在看他。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笑，没有说任何话，只是看着对方。窗外的蝉还在叫，电视里的歌还在唱，老人还在睡。蓝亦忱把手从沈砚洲的手里抽出来，拿起筷子，继续吃饭。菜已经凉了，但没关系。他夹了一块凉了的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又夹了一块，又嚼了嚼咽下去。

沈砚洲也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窗外的蝉鸣还在继续，一声接一声的，很响，很长。蓝亦忱听着蝉鸣，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了。